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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视国际      2007-06-25  

   回归后,香港刮起了一场学习普通话的风暴,这场风暴席卷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电视、广播甚至到地铁播音,普通话无处不在。

  回归后,香港刮起了一场学习普通话的风暴,这场风暴席卷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置身事外,我们甚至恍惚自己是否身处“境外”,从电视、广播甚至到地铁播音,普通话无处不在。以下三个小故事,讲述普通话给港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香港教育统筹署负责国情教育的公务员张永雄先生,坦诚地说在回归之初推行国情教育曾经遇到较大阻碍,但他年轻时代的一次经历,令他终身难忘,他因此非常执著地坚持这项工作,如今可说是卓有成效。

  一位来自内地的李娥珍老师,在香港教普通话30多年,她本人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普通话在香港受重视的不同程度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说普通话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物。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年轻时在家不愿说普通话被父母骂,在英国留学时第一次听到中国国歌看到中国国旗,感触良深,他于是开始在英国教华侨子女学习普通话。他形容那个时候的普通话就像是火种,很多华侨希望通过语言维续后代对祖国的感情。而如今,这火种早已成燎原之势。

  张永雄,香港教育统筹局公务员,1997年前,香港某中学老师,2007年在香港特区政府从事国情教育工作。

  梁振英,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1997年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2007年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李娥珍,香港树仁大学普通话教师,上海人,1997年前在香港教授普通话,2007年,仍在香港教授普通话。

  张永雄:今天你打开新版香港地图,能看到语言栏里有这样一句话:“如今,普通话在香港非常流行。”回归后,说好普通话已经逐渐成为港人升学、就业的必要条件。在香港的地铁、车站、公园,你随时可以听到普通话,香港电台不仅开办了普通话台,甚至还推出了“普通话购物优惠计划”,以鼓励市民说好普通话。

  张永雄:星期天我去山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我缆车在哪里,我以为我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很准。因为他是个男士,我就以为他问男厕,男的洗手间在哪,我就指给他看,他就笑着说不是,不是说男厕,是缆车站在哪里。

  “只要不怕闹笑话,包你学会普通话”,这是近年来流行在香港演艺圈的一句名言。为了出演普通话对白的影视剧,香港的演艺人士可谓费尽心机。很多香港演员来到内地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普通话在媒体面前出洋相。2003年十月,香港演艺界组成七十人的庞大队伍,前往北京接受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们一路苦练,为的就是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总理,你好!”

  张永雄:有时候我说普通话,我的女儿就说,爸爸,你不要说了,你说的普通话都不是普通话,会干扰到我。她总是这么说,有时候她的弟弟,我儿子也这么说。他说,爸爸你说的不是普通话,你不要说了。

  张永雄女儿:有时候他叫我弟弟时就说“我儿子,我儿子。”我们也听不懂他说什么。

  张永雄: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常常说,你发音发得这么难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干扰。所以我听从他们的,家里不说普通话。

  香港教育统筹局公务员张永雄能说4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现在,他最想学好的是普通话。他的妻子的普通话的水平比他高很多,正在准备参加普通话标准测试。近年,港人报名参加普通话测试,常出现通宵排长队的现象,而香港各级学校也把普通话作为一门考试科目。这一切在回归前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出身出生草根阶层,他的父母是山东人,他还记得小时候关于语言的困惑。

  梁振英: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在家父母经常讲山东话,他们一直没有把广东话学好,我母

  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太太说话,我太太是广东人。我母亲说的广东话,我太太听不懂。

  上世纪40年代,前港英当局希望从中国内地招募一批警察,山东威海是他们的首选,因为这里曾是英国人的租界地,梁振英先生的父亲就这样从山东来到了香港,当了一名普通的香港警察。

  梁振英:我的父母讲山东话,我们讲广东话,他们就骂,说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

  在梁振英父辈们一代的心里,香港并非久留之地,只是他们躲避天灾、战乱的栖息地。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或落叶归根,或去海外发展,香港只是一个过渡地带。梁振英中学毕业后,即在父亲的鼓励之下,赴英国留学。他第一次听到国歌竟然是在英国。

  梁振英:我们国家的篮球队,跟英国西南部的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比赛没开始的时候奏国歌,宣布这是友谊比赛,大家一起站起来,那个时候,我很受感动,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外国的地方。

  很多人说,留学生最爱国。身处港英时代的梁振英先生,也是在英国,才第一次有了国家意识。

  梁振英:西方人比较浪漫,个人主义,他们都不讲他们跟国家是什么关系,但是不对,奏国歌的时候,人家站起来,人家整个态度、神情,比我们中国人要庄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地经济的落差曾使很多港人对内地有居高临下之感。回归前,部分港人的国家意识也较为淡漠,但当他们走到海外,往往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张永雄在学生时代喜欢周游列国, 1983年,他曾前往欧洲旅游,旅游团里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在瑞士洛桑,导游突然提出,希望旅行团的每位团员表演一个有自己国家特色的小节目,以便相互沟通。

  张永雄:有人跳竹舞,有人唱自己国家的民歌。有人讲他自己国家的一些很小的历史片段。轮到香港人的时候呢,其实演节目也是在显示自己的身份,香港人的国家是中国。有一个女同学就去表演,演唱香港的流行歌曲。我那个时候就想,怎么会有这种这么奇怪的感觉,其他团友很自然地将自己国家的东西拿出来表演,反而轮到香港,我想我们没有表现出,我们的身份是中国人。

  李娥珍出生在上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来到香港,从那时至今,她一直在从事普通话教学。

  李娥珍:我妈妈陪我去买衣服,我妈妈也跟我说普通话,卖东西的人不爱理我们,后来看我们非常有诚意要买这套衣服,他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台湾来的。他不是看不起内地人,而是对内地一点不了解。

  李娥珍老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来港之初,她也曾想从事大夫的工作,但前港英当局拒绝承认内地学历。李娥珍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生存,她只好靠教普通话谋生。

  李娥珍:一个月四节课,港币一百六十块钱,还要上门去教。他们觉得你没本事,每个人都会说普通话,你就来说几句普通话,来挣点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愿意学习普通话的港人,大都有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背景。而主动学习普通话的人实际上非常有限。

  大学毕业后,张永雄在香港的一家中学里当了老师,1982年,在一次考试时,他给学生出了一道关于1997香港回归的题目。没想到,他的行为遭到了校方的质疑。

  张永雄:第二天我收到试卷,我们学校的校长,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在1997年的年份上,他说张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现在是1982年,为什么你问的问题是1997年呢?

  1982年9 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共同探讨香港的前途问题。

  张永雄:当时中英的谈判非常厉害。每天都有新闻报道。我就跟我们校长解释, 1997年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列在考试的试题里。

  1984年12月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一国两制”给很多港人吃了定心丸。从那时起,学习普通话的港人越来越多。

  李娥珍:我记得有个家庭,开始是一个孩子学,后来他妈妈让老二也学,后来让老三也学,后来妈妈也坐下来学。最后他们移民到澳洲去了,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红包,我拆开来一看,有三四千块钱,那时候三四千块钱是一般人两个月、一个半月的工资,我就知道整个香港对普通话开始认同,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语言。

  张永雄:我们其中一个老师,他是法国人,有一次他问我,他说张永雄,你有没有看过老舍的《四世同堂》。我有一点汗颜,他都看过,反而我自己没看过。外国人都对中华文化感兴趣,我就静静地想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中国人,我想语言是认同教育很好的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亲切感就会强一些。

  九七临近,普通话在香港社会悄然升温。

  日前在香港举行的1997香港语文研讨会上,许多学者估计,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将是香港今后并行使用的语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香港有几十家夜校培训班在教授普通话,学员报名十分踊跃,这些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香港青年匆匆赶到普通话夜校,等候报名上课。

  张永雄:基本上要抽签才行,抽签抽到可以去参加考试的人开心得不得了,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样。

  李娥珍:拿不到名额的人,还吵架,还投诉,还在报纸上骂。

  一切准备都是为了一个时点,1997年7月1日,在这个时点,香港将告别过渡性,获得自己的身份。

  李娥珍:九七香港形式的回归很简单,敲锣打鼓,换一换国旗,官员整个所有东西都换一换,但是思想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梁振英:确实有一种疏离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三天两天可以办得到。在香港这个社会,香港市民不是很接受一些教条式的道理。

  张永雄:看看我自己成长的道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没有很多机会让你认识自己的国家,我自己亲身的感觉,距离很近,但感觉很远。就是一种“这么近,那么远”的感觉。

  这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香港坚持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办学的少数高等学校之一。1996年,李娥珍在当时的树仁学院当了一名普通话教师。回归后,李娥珍老师的普通话课非常受香港学生的欢迎,但她发现,香港同学对内地的文化、国家的发展知之甚少。

  李娥珍:每一篇课文都有非常实际的内容,我课文的设计,有一篇课文就是去旅行,讲西北,讲无锡太湖。

  对李娥珍老师而言,学生们掌握普通话,只是开启认识国家的一扇窗户,香港学生对内地的了解程度,让她非常担忧。

  李娥珍:语言是个载体,这个载体是载什么,其实是载信息,更重要的是载文化。

  为了让香港学生更多地接触内地文化,消除陌生感,李娥珍老师在普通话教学中补充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一有机会,李娥珍老师还带领香港学生到内地参观,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回归后,张永雄成为了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的一名公务员。他开始有机会,把自己对国家的认识推广到全社会。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

  张永雄:最困难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就是在刚刚回归之后,心态上有一个改变。1998年的时候,我提出来鼓励学生认识升旗典礼,升旗的意义。

  回归之初,多数港人对国旗、国歌并无概念

  何志平:回归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歌,国歌怎么唱,他们还不了解。但是我们在电视上面,每天晚上在晚间新闻之前,我们都播一次国歌。

  何志平: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说我们太过强硬,硬销,对画面、歌词和音乐有不同的看法,给了我们不少意见。我们也根据他们的意见,做出调整。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有不同的显示方式,把国歌背后的意义带出来。

  中国国力的增强、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的场面,都催化着港人的国家意识,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喜欢看升旗,喜欢唱国歌。

  张永雄: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早上八点整,金紫荆广场有升旗仪式。我的儿子跟我说,学校教过看升国旗时要肃立。他说爸爸,你在电视机前看升旗也要肃立。那个电视里要播三次升旗仪式,早上八点钟直播一次,中午一点钟重播,晚上六点又重播。所以每次儿子看到电视里播升旗仪式的时候就说,爸爸快来看升国旗。

  张永雄:我觉得随着心态上的融合,接触机会多了以后,一个这样的气氛,疏离的气氛,我觉得是好了很多。

  回归后,作为国情教育的一部分,香港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学校,开始组织香港年轻人北上考察。但在行程中,港人对内地的陌生感仍表现得十分明显。

  李娥珍:我们带学生去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背囊特别沉。老师说,你带什么东西这么沉。一看是矿泉水,就问你去北京为什么带矿泉水。他就说,那边有水喝吗?

  梁振英: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行政人员,不是没念过书的人。我问他,大包小包的,到哪里去?出门吗?他说,我到中国去。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去广州、上海、北京,他说我到中国去。我说,你现在就在中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于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的香港而言,要真正地消除文化上的陌生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张永雄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内地的情景。因为马路的高低不平,他不小心磕破了嘴。但他还是特意从深圳买了一口砂锅带回香港。因为他希望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纪念自己的第一次内地行。此后,每次北上,他都能发现内地巨大的变化。他意识到,要做国情教育工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学生自己去亲身体验。有一次,他特意安排香港学生去参观北京的圆明园。

  张永雄:我们为什么设计一个课程,让香港学生去看圆明园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圆明园被火烧,被抢掠,才真正看到国家需要强大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

  张永雄:我记得在圆明园,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雪松木,是当时圆明园里的一块梁木。看到那个说明里写,当时烧了很长时间,烧得整个京城都闻到了雪松木的香味。那个时候,我觉得热血沸腾。看到这么鲜活的历史,我就有一种想法,你对自己国家的情感,你去求知求真,就会显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去圆明园那天我都哭了。因为我觉得做身份认同教育会触动你的心灵,你自己认同地去做,你会觉得很投入,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我做国民教育工作的愿望就是两句话,你以国家为荣,国家能够以你为荣。如果你能做得很好,当你和外国人接触,他们都会感受到,中国人的素质非常好。

  北上的参观实践不仅教育了香港学生,也教育了张永雄本人。

  张永雄:我到内地交流时,有一次带国情班,有机会去天安门看升旗。我很开心,那天凌晨两点半就起床了。给我最大的震撼是,那时天安门广场黑蒙蒙,但是已经站了很多人。我问他们为什么来看升旗,他们跟我讲,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他人生有一个梦想,一生起码要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的话给我印象很深,每个人有一个愿景,国旗代表国家的一种凝聚力和对国家的一分子的感染力。

  回归后,促进两地青年交流的组织在香港越来越多,但并非所有的香港年轻人起初都喜欢到内地来。

  龙子明:2001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先去井冈山,再去北京。去之前我儿子答应和我一起去。后来出发前几天,他妈妈跟我说,儿子说他不想去了,他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听说内地不好,环境很差,他不愿意去。但是我说不行,一定要去,最后他去了。去完内地回到香港,他就跟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再去,我也参加。他主动要求再去。

  李娥珍:有一篇课文里面,我设计了两个人物的对话,男孩子叫国强,女孩子叫秀英。秀英就问国强:国强,很久没见到你了,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你都不在家,你上哪去了?国强就回答:我去旅行了,我去了北京十天。每个班都要背。

  李娥珍老师喜欢让学生背课文,曾让很多香港同学颇为反感,但现在,他们都已经适应了。

  学生: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有一片美丽的绿洲,绿洲里藏着一颗闪光的珍珠,这颗珍珠就是敦煌莫高窟。

  西部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华夏祖先的脚步。

  李娥珍:所以树仁大学学生的暗号就是,你是树仁的,国强,很久没见到你,如果他听不明白,他就是假的。

  目前香港已有 25.3%的居民会说普通话。华语广播负责人、专家学者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广播业同行一起,庆祝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开播一周年。学校普通话广播站对提高学生的普通话及中文写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香港老师赴京进修考察团一行27人,是在7月23日到达北京的。

  2006年12月16日,香港树仁大学和国家语言委员会签署了“将树仁大学作为香港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合作协议。到访的内地客人在会后谈了他的感言。

  许嘉璐:现在香港给我的感觉,和十年前真是鲜明的对比。二十多年前,我在九龙找一个地方,我问了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老人,我用普通话问他,他听不明白,我用英语问他,他也听不明白。第二个人我问的是一个中学生,双方仍然无法沟通。最后见到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他也听不明白。现在无论是乘计程车,还是购物,还是开学术会议,都用普通话。这个变化的确让人惊喜。所以进门的时候,我跟同学说,学会普通话,走遍全国都不怕。田教授马上说,现在应该改了,我马上心领神会,学会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李娥珍:我的学生,现在他们的孩子大了,他们的孩子又来找我学普通话。他妈妈就跟他说,这是妈妈的老师,妈妈的普通话就是这个老师教的,你必须好好跟她学

  梁振英:1988年,内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员来香港听意见。开会时双方都比较拘谨,比较严肃。但是我上来一讲普通话,内地基本法起草委员就笑了,其他内容他们就坐在那儿听。香港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这两个字没有说好。说成什么呢,香港特别神经区。我一讲这个,我们香港人听不出这个分别,内地基本法起草委员就在笑。

  如今,张永雄走在香港的街头经常装成内地游客,他说,这样服务员对他的态度会好一些。

  张永雄:我问一问,我想找一条羊绒裤子,在哪里有?

  用人民币和港币买东西,有没有区别?

  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成为香港回归后最大的变化和成就之一。如今,学好“两文三语”,也就是“写好中文、英文”,“说好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已经成为香港教育的特色。随着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掌握普通话,愿意使用普通话,两地的陌生感在减少,距离在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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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0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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